在另一个可能的世界里，也许比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更容易预测，我不会每天早上急匆匆地查看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的最新消息，而是会定期监测加里宁格勒的天气预报。我会热切地期待着计划已久的加里宁格勒之行，参加我最喜欢的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生日派对，显然，他也是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最喜欢的哲学家之一。飞往莫斯科的航班和国内转机已经订好，我将浪漫地、不加思索地、有点不恰当地为我的康德之行做着白日梦。（加里宁格勒原名柯尼斯堡，是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个俄罗斯飞地，这里曾是普鲁士王国的一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此地区由苏联接管，并在1946年更名为加里宁格勒。这个城市在历史上以其哲学和文化遗产而闻名，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大部分生活和工作都在这里进行。）

我是否应该模仿康德在当时的普鲁士城市中传奇般的下午漫步，就像康斯伯格的居民据传所做的那样，将我的手表调整到与它一致的时间？我是否应该直接前往市中心，寻找那著名的“柯尼斯堡七桥”，这是由莱昂哈德•欧拉分析的数学问题，为图论奠定了基础？我是否应该在普雷戈利亚（曾经的普雷格尔）河岸停下来自拍？或者我应该尝试参观14世纪的哥特式大教堂？

也许以后会有机会。对我来说，加里宁格勒最重要的地方无疑是康德那座朴素的墓地。

“伊曼努尔•康德 / 1724-1804 / 杰出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他在柯尼斯堡出生，生活，且未离开过，最后在此去世”，一块苏联时代的牌匾如此写道，这块牌匾在1947年后不久被放置在那里，当时这座坟墓出人意料地被保存下来，没有被拆除。当时，加里宁格勒在战争中遭到英国和苏联的轰炸，正在进行战后重建，计划将其变成一个充满斯大林雕像和乐高式建筑的苏联宣传城市。

康德的墓地得以幸运地被VV柳比莫夫（很可能是一个假名）的神奇干预所拯救，他写信给政府官方报纸《消息报》，提醒当局康德的坟墓面临着即将到来的危险。他想提醒他们，康德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自然辩证法》中得到了赞扬，恩格斯称赞康德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打破了“僵化”的神学观点。在对来自下方的民主的罕见回应中，部长会议的文化遗址委员会决定保护康德的坟墓，因此也保留了包含它的大教堂。

从那时起，权力机构和广大公众如何与康德及其思想进行互动，如何协商、吸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他的遗产，这为我们探索俄罗斯与欧洲的更深层次紧张关系以及欧洲对自身的认知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2005年7月初，加里宁格勒-柯尼斯堡750周年纪念日前夕，当地大学更名为伊曼努尔•康德大学。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和当时的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都出席了此次活动。现场充满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和热烈的握手。施罗德说，加里宁格勒“现在是俄罗斯联邦最西部的城市”，尽管这对一些人来说仍然“痛苦”，但这是历史。这座城市有“成为一个真正的欧洲大都市、克服已经划定的边界”的真正机会。

在将悲惨的过去转化为充满希望的未来的过程中，我们仿佛能听到“甜美商业”理论的回声：贸易是持久和平的前提。在加里宁格勒/柯尼斯堡，康德的才智和精神被用来巩固德国的理性与俄罗斯的激情之间的特殊联合，这种联合后来被称为北溪1号和2号管道项目。

最近，普京签署的总统法令要求筹备康德诞辰300周年纪念活动。一家专门的俄罗斯网站上仍然写着：“尊贵的学者们将齐聚康德教授出生、生活、工作并安息的城市，讨论这位哲学家的遗产，以及他的思想对科学进步和现代社会的影响。”

我就是这些学者中的一员。或者更准确地说，我曾经是。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我原本打算参加的国际会议——全球最大的康德学者聚会——被迁移到了德国。该活动（现已更新）的网页对俄罗斯的侵略战争表示谴责，并解释说，决定不再前往加里宁格勒是基于“合理的假设”，即大会“是在考虑其成员的利益和协会的目标”做出的决定。

最近，我发现自己又在进行一个思想实验。康德会取消自己在加里宁格勒的会议吗？从他在七年战争结束时对俄罗斯对其祖国的侵略行为的反应来看，这似乎不太可能。

尽管康德是第一个用“敢于知智”作为启蒙运动定义的座右铭的人，这位18世纪杰出的哲学家和《纯粹理性批判》的作者，并不因个人勇气行为而出名。1757年，当柯尼斯堡被俄罗斯占领时，康德写信给伊丽莎白女皇，向她保证自己的忠诚。他表示，若有背叛行为，他将“立即通报当局，并尝试阻止此行为”。当时逻辑与形而上学的教职空缺，康德需要当局的支持，但他最终没有得到这个职位。

有人可能会说，对国家的热爱不应为了一个普通的学术职位而被牺牲。然而，懦弱可能并不是康德的激进写作内容与他较为温和的个人行为之间不一致的唯一解释。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他的自由理论的政治要求。

在康德的理解中，自由是能够对自己的激情和倾向保持批判性的距离，并自问它们是否有助于“启蒙”的思考：正如康德所说，从“人类自我导致的不成熟状态”中解脱出来。启蒙的过程依赖于三个原则：独立思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始终保持一致的思考。他认为，这些原则可以通过“公共理性的使用”来推进，这种方式与人们在自己的职业中（例如学生、教师、医生、政治家、律师或资产管理人）对理性的“私人”使用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者是建立在接受权威的基础上的，而前者则需要多元化、公正和批判性的参与。

随着来自俄罗斯/乌克兰和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冲突可能进一步扩大，重新阅读康德的作品既令人深感不安，但也富有启示性

在我们这样一个公共精神不断受私人利益冲突威胁的时代，与康德的抱负产生共鸣变得更加困难。相较于18世纪，尽管我们的交流方式更为广泛和包容（例如，政治参与形式上已不再仅限于财产所有者），但它也显得更浅薄、更自信、更缺乏批判性。异议更多以喧哗的个人自我表达形式出现（最好是用手机记录下来），而不是在集体的批判性参与中体现。

康德和我们一样，生活在一个科技飞速发展但价值观却崩溃的危机时代。他为理性塑造了一个角色，将其视为一种普遍的沟通能力，试图在怀疑主义和教条主义之间，即在无所信仰和盲目追随潮流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然而，在我们的社会中，这种理性的概念似乎更难以复兴，因为它们被破坏性的利益和政治承诺的个人化所束缚。

2024年2月12日，也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近两年之后，加里宁格勒州长安东•阿里哈诺夫(Anton Alikhanov)在一次会议上宣布，对最近的战争负有责任的不是别人，正是启蒙运动哲学家康德。阿里哈诺夫强调，康德“与我们现在面临的全球混乱和全球重新调整有直接关系”；他的作品促成了一种“社会和文化局面”，在这种局面下，“西方违反了所有已达成的协议”。

这并不是康德第一次引起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愤怒。早在2018年12月，当政府进行了一次重新命名加里宁格勒机场的在线民意调查时，康德是最受欢迎的，直到一场指责他是“恐俄者”的诽谤运动导致他的雕像遭到破坏，他的坟墓被涂上了油漆，他曾住过的地方的纪念牌也被摧毁。

然而，这次阿里哈诺夫的话中有一种悲剧的讽刺，即康德与乌克兰的军事冲突有“直接联系”。毕竟，康德更为人所知的是作为哲学史上最著名的反战论文《论永久和平》的作者，该论文于1795年出版。随着破坏性冲突威胁扩大其影响范围，从俄罗斯/乌克兰到欧洲，从以色列/巴勒斯坦到中东其他地区，重新阅读康德令人深感不安，但也许具有启示意义。

这篇论文的标题灵感源于荷兰一家酒馆老板的讽刺性匾牌，其中的“永久和平”指的是“墓地”的宁静。当然，他从未知晓过核威胁的存在。然而，他的警告：“一场双方同时毁灭的灭绝战争……只有在人类的广袤墓地中才能实现永久和平”，听起来颇有些阴森恐怖的意味。

论文本身采用了理想和平条约的形式，包含一系列条款，目标不仅是达成临时的停火，而是彻底终止所有战争。康德批评了国家为了战争筹资而轻易借贷的行为。他认为，债务在和平项目中是合法的，但在涉及到国际冲突时，金钱就具有了“危险的力量”，因为“结合了政治家们的好战倾向”，它“增加了发动战争的便利性”。

康德在其《论永久和平》论文中最知名的段落是那些主张国家权利必须基于“自由国家间的联邦制”的部分。康德的提案试图解决自1495年沃尔姆斯会议通过的“永久和平”法令禁止中世纪(Middle Ages)常见的私人纷争以来一直困扰欧洲的问题。如果公民的安全不断受到国际战争的威胁，那么利用国家的强制力量来维护国内和平又有何意义呢？我们应该如何处理那些现在垄断了使用武力的更大单位之间的战争？

对于康德和罗素来说，和平主义并不仅仅是‘转过另一边脸’的立场。

受到前辈们的努力启发，包括圣皮埃尔修士提出的欧洲国家联盟（包括俄罗斯）的建议，康德的计划可能是最雄心勃勃的。这位普鲁士哲学家坚持，除了18世纪的标准私法、公法和国际法，还必须增加一个他称之为“世界公民权”的新类别。

康德的世界公民主义建立在人类对地球的原始共有之上，承认了一种“权利”，即在不受敌意的情况下可以访问任何地方。它还明确指出，由于全球互动已经发展到“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的权利受到侵犯，所有地方都会感受到”，因此世界公民主义的概念不是伦理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由于私人权利、公共权利、国际权利和世界公民权利是相互依存的，当其中一项权利受到质疑时，其他权利也会随之崩溃。

康德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但他并不天真。在1943年撰写的一篇知名论文《和平主义的未来》中，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区分了绝对和相对两种立场。罗素认为，前者的论点是“在任何情况下，剥夺人的生命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后者的立场是，“战争的罪恶几乎总是比战争爆发时人们看起来的罪恶更大”；虽然有些战争值得一打，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等情况下，“造成的罪恶”比为避免战争而做出必要让步的罪恶更大。

康德的体系抵制这种计算：他的和平主义更注重原则而非后果。然而，对于康德和罗素来说，和平主义并不等同于早期教父们所持的“转过另一边脸”的立场，这也是正义战争传统发展的回应。对于正义战争的倡导者来说，“转过另一边脸颊”的做法只在针对个人的暴力事件中才有意义，而不是针对整个无辜群体的攻击。正如正义战争的早期拥护者奥古斯丁所说，“正是对方的不公正，让聪明人有责任发动正义战争”。

这一立场在18世纪的法学家中十分突出，似乎在21世纪的自由派政治家中也是如此。作为对此的回应，康德提出的和平主义（这启发了罗素）是政治论证的一部分。和平主义者充分认识到绥靖政策的风险，以及和平主义立场可能会鼓励进一步的侵略。他们试图强调的是战争升级的危险，以及历史上以一方完全胜利结束的战争的罕见性。

康德的《论永久和平》一文常被引为欧盟(European Union)的灵感来源：这个项目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之上，曾经的死敌们共同致力于和平机构的建立。尽管有其局限性，但欧盟不仅对引导西欧政治远离自相残杀的民族主义至关重要，也对那些努力与其共产主义过去和解的失望国家起到了关键作用。

近期，欧洲已变成一个频繁援引善恶冲突来为不负责任的暴行辩护的地方，战争的鼓声也越来越响亮。随着全球各国政府再次陷入军备竞赛，军事工业的市场份额急剧上升。

军事隐喻无处不在：有些人在欧洲境内寻找敌人，煽动移民威胁传统价值观的幽灵，同时公开主张将寻求庇护者驱逐出境。另一些人则预见到外部敌人的威胁，敦促我们为“战前时代”做好“心理准备”，正如波兰首相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最近所警告的那样。与此同时，那些主张妥协和细微差别的人，最好的情况下会遭到嘲笑和网络攻击，最坏的情况下会面临审查和压制。

没有什么比我们被教条式地要求接受各种形式的战争——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更远离康德的精神了。也许这就是危险所在。也许，战争在实际爆发之前就已经在我们的思想中打响了。也许我们正在被说服，好与坏是显而易见的，正义必将胜出，邪恶必将受到惩罚，战争——无论是在思想世界、在政治领域、在我们的边境，还是在前线——是唯一的前进道路。

在另一个可能的世界里，我仍会选择前往加里宁格勒。我会去，因为我恰好同意康德的观点，即我们唯一应该加入的战壕是理性的战壕。正如《论永久和平》一篇文章所坚持的，即使在最严重的过度中，也必须对敌人的人性保持一定的信心。如果康德在他诞生300年后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教诲的话，那就是当追求彻底胜利的风险可能导致彻底灭绝时，升级总是一场灾难。

Lea Ypi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政治理论教授，同时也是《自由：历史终结时的成年》一书的作者。

第一时间了解我们的最新故事—— 关注FT周末版(FT Weekend)Instagram和X并订阅我们的播客生活与艺术无论你在哪里收听